毛振华：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是我国南北经济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

一、我国南北区域之间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的显著不平衡

近年来我国南北经济在GDP总量、经济增速、人均收入等方面呈现出差距拉大的趋势，南北经济发展失衡或会对我国构建经济双循环新格局产生不利影响。从南北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上看，当前的讨论主要围绕区位、文化、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展开，我认为从金融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能够获得一些新的理解与启发。

从融资规模数据来看，北方省份在金融资源配置层面显著偏弱。2013年，北方地区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占比是42.8%，2020年下降到30%，2021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至27.9%，这表明南北实体经济获得的金融资源分布近年来呈现出一定的加速分化趋势。但北方社融增量占比并不是一个单向降低的走势，在2014年、2015年我国宏观政策相对宽松的两年间，北方地区的社融增量规模占比从42.8%上升至44.7%，2016年底我国宏观政策转向以防风险为重心，实施了金融去杠杆的举措，在此期间北方地区社融占比快速、大幅下降，这或表明我国北方地区在融资领域存在劣势，当信用收紧时所受到的冲击更大。相比于间接融资，我国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化程度相对更高，债券融资的存量能更好地反应市场投资者对一个区域的投资偏好。从信用债存量来看，截至2021年8月底，南方地区信用债余额为14.5万亿元，占比为59.8%；北方地区信用债余额为9.7万亿元，占比为40.2%，但北方地区信用债余额接近一半为北京所贡献，如果剔除北京市的数据，那么这一比重大幅下降至20.5%。

企业资质总体偏弱与金融交易中心缺乏，是北方地区金融配置偏弱的重要因素。除央企与大型国企之外，北方地区的融资主体资质总体偏弱，地方国企和民企在信贷与融资领域都存在一些困难，特别是近年来东北地区的辽宁出现了大型国企华晨集团的违约，以及河南大型国企永煤集团的违约，甚至也包括北京校企方正以及紫光集团的违约，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区域融资节奏，导致区域内债券净融资规模出现下降、融资成本上升的现象，永煤违约还波及到其他产业结构相类似的山西、内蒙、陕西等能源类省份的企业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使得近年来北方地区出现一定信用收敛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国八大金融交易所中上海独占四家，深圳也有全国性的重要证券交易所，北方仅在期货与大宗商品交易领域有所优势，但总体上中国金融交易的重心和中心在南方，由此催生的金融创新也主要发生在南方，从这个角度看，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对于加大北方金融资源的配置力度有重要意义。

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通过“金融加速器”原理加大了南北经济差距。金融配置的另一个侧面是投资分布，缺乏金融资源的地区很难发挥投资对于经济的乘数效应。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资本创造财富最终要经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因此资本短缺往往带来投资不足，有时要通过增加债务的方式来加大投资。投资本身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一单位的新增投资可以通过连锁反应带来国民收入的数倍增加。如前所述，以信用债券融资来看，北方的融资主要流向了北京，但是北京由于总部经济集聚，大型央企的投资范围分布在全国，并不主要在北京当地，因此对周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环北京经济圈的经济水平相对南方上海周边或粤港澳地区差距较大。此外，金融资源配置本身具有传导性，资本波动具有显著的“加速”特征，北方省份出现的债券违约状况加速了金融资本向南方流动，信用分布在南北地区间加速扩大或收敛，进一步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扩大。

二、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局面或许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逆转

目前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由东西差距在向南北差距转变，其背后伴随着内在经济机制的长期演化与分工，较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缓解南北经济差距加速扩大应当以总量最优为目标，加快补齐北方在市场领域的各项短板，而不应以强行抹平差距为目标。

相比东西经济差距，南北经济差距具有更为复杂的市场运行机制方面的原因。东西差距具有资源禀赋上的绝对差距，东部地区靠近海洋，具有沿海地区的开放、运输、市场范围的天然的和绝对的优势，东北地区经济出现一定衰退但仍然好于西藏、青海这些西部地区。南北差距则不同，北方东三省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在GDP等层面依然全国领先，因此南北之间很难说有绝对资源禀赋上的差距。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差距由过去的东中西向南北差距转换，这是非常重要的趋势，充分理解南北差距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过去西部与沿海之间的差距是开放和禀赋的差距，是贫困和富裕的差距，南北经济差距则更能反映出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与机制问题，值得从经济学角度特别是金融角度加大研究。

缓解南北经济差距分化应当以总量最优为目标，而不应以强行抹平差距为目标。经济差距体现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甚至包括资源禀赋本身在内也是不断变化的，比如北方地区当前出现湿热化的现象，一些地区的沙漠化和荒漠化不仅停止而且出现了逆转，长期看，黄土高原甚至再往西北方向的有些沙漠地区都有可能成为适合人类居住、耕种与贸易的新的区域，假设北方因此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而再次超过南方，那么这种因自然禀赋变化带来的变化与差距似乎不应当作为干预的对象。同样的，市场分工与南北经济差距是在长期市场竞争与互补中形成的，在内循环视角下，我国的区域经济结构中所涉及的资源禀赋、产业布局等方面或将长期保持现有趋势，要继续发挥不同地区在市场中自发形成的各自优势，减少行政力量逆转对整体效率的负面影响。

缓解南北差距拉大应当以“补短板”为核心，东北是其中的重点。尊重市场分工格局并非否定南北经济均衡的意义，也并非否定行政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政府通过较强的再分配能力、财政转移支付，在民生与社会保障层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政策对南北区域来说应当是无差别的。这意味着，缩小南北差距应当以北方地区补短板为核心，不断催生新的市场激励因素，使得市场因素带来的红利回流至北方。当前看，南北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东北地区，把东北因素扣除之后，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经济数据差距就没有那么大。过去我们说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为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在铁路、制造业等领域的基础也很好，但东北地区在发展重工业过程中所形成的信贷呆坏账和不良资产在全国的比重也是最高的，那么从全国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金融资源配置应当着重考虑东北的特殊状况，帮助其解决好历史包袱，补齐在金融信用领域的短板。但是要看到，从“补齐短板”到“形成优势”之间，仍然需要长期的经济要素互动过程。

三、抓住环渤海和北京两个振兴北方经济的“牛鼻子”

环渤海战略涉及北方的最发达地区，对改善南北经济格局起到关键作用，要衔接好环渤海区域建设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发挥好北京作为经济中心的辐射功能，抓住环渤海和北京这两个振兴北方经济的“牛鼻子”。

把环渤海区域建设重新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环渤海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圈层之一，但当前在政策定位中出现一定弱化的倾向。环渤海的一端连接东北，一端连接山东，其覆盖的辽、吉、鲁、京、津一带是传统北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每个省份在市、县级层面也各有增长极，如果该区域能够成为一个经济活力增强的地区，对于改善南北经济格局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我认为应该考虑修建大连到青岛的跨海隧道或快速通道，建设大连青岛北京高速通道线，从基础设施层面改善地区经济循环，也有助于加强区域合作。环渤海可能比京津冀更能突出沿海开放的作用，如果只强调京津冀而没有覆盖辽宁和山东，或许会带来过于强调北京行政资源优势的印象。

高度重视北京经济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北方经济的辐射带动功能。从当前南北经济分化的现实来看，如果北方地区没有北京这一亮点城市的话，南北地区的失衡会进一步拉大。北京是我国行政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的重合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地区经济是一个多元化的生态系统，各个角度上的发展往往并不冲突，高端制造、物流、金融以及互联网等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有助于巩固北京的行政中心地位与文化中心地位，也有助于提升北京的总部经济发展。多种要素资源的集聚，使得北京具有拉动环渤海地区甚至整个北方地区资源集聚的作用。当前北京在经济层面也很有活力，应加大重视北京作为经济中心的建设，发挥互联网和金融发达带来的科创优势，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经济生态。（稿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责任编辑：宿波）